立時讓我想起古羅馬哲學家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一世紀首次用拉丁文 “cultura animi” 定義文化，翻譯出來是「靈魂的培養」，有詩意的使命感。

既然文化是「人為產物」，一樣米養百樣人，各處鄉村自然有各自的城市面貌與文化。「幻想城市就是，放入不同材料，經過時間發酵和蘊釀，就會烹燉成不同味道。」2019年退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一職後，茹國烈帶着行李與一個問題赴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城市研究去。他有份奮力推進的西九文化區，擾攘逾廿年終於逐步落成，見天地、見眾生。望着巍然華麗的建築，茹國烈叩問：「一幢幢硬件建成後，城市是否就會更文化呢？」

茹國烈的同學，有巴西前市長、有國際銀行的高層、美國費城的消防局長，他們讀城市研究無非想了解人，與社會的關係。進修期間，他去了歐洲十四個完全未踏足過的城市，不斷思考這個問題，結果推敲出一套衡量城市文化的指標BEAM，希望可以為文化訂製一套相對客觀的參考度量衡。他認為信念和價值觀、日常生活、藝術和創造、記憶（Belief and Value, Everyday Life, Arts and Creation, Memories）的結合再加上空間，就形成了城市文化的系統，亦即是城市的性格和內涵。

是西洋菜陳腎煲豬骨？日本味噌湯？泰式冬蔭功？西班牙Gazpacho凍湯？意大利蕃茄濃湯Pappa al Pomodora？城市文化的確如湯般多元多變，冷暖自選、甜酸苦辣紛陳，是一地水土所出、飲食生活習性的濃縮，知性、温柔、商業掛帥、知識為本，各自各精彩。在互聯網的世代，各地文化更會互相影響，再沉澱發酵出新的味道和本色。「以香港為例，韓流這『湯』滾了二十年，基督教『滾』了120年，衍生出香港風格的形式、教會生活等等，更會不斷演變。」

去年疫情下茹國烈回港，由全職學生當上了文化傳道人，透過網絡及實體面會，接觸不同人，開了廿多次「城市如何文化？」講座，推廣BEAM；未來還會透過互聯網、大氣電波或面對面，繼續把概念優化並分享，令它落地開花。今年五月初，他便到了PMQ元創方，在這個歷史建築群與同工演繹了他的文化理念。

茹國烈解釋說，PMQ所在的中西區BEAM指數，是全港三高之一。這一區的古跡、宗教場地、人口種族多元化、非遺類的節慶項目、畫廊、教育場所的數目繁多，餐廳牌照登記亦高。「因為這區是一個十九世紀城市規劃的產物，密集及mixed-use 的設計。」他認為保育重生的PMQ 氛圍，有相得益彰的文化價值。

「當 Netflix 的人力資源部不是叫 HR 而是叫culture deck，你就明白文化在社會上變成了一種怎樣的意識形態？」茹國烈認為，文化是一種群體的發酵，沒有記錄和回憶，就不能累積盛載重量，「越有重量的回憶，越能流傳下去。」此時，茹國烈分享一次到瑞典民族學博物館的經驗，當他看到博物館展示從社會收集得來百家不同時代所用的梳子，他被一下子感動。由黑髪到銀絲，春去秋來天天梳拉，每把梳子都是故事。

文化改變一個城市的生活方式、經濟模式甚至飲食習慣。茹國烈舉例，指近年市場推出的素食「新餐肉」，便完全是一個由「信念先行」、改變人思維的創意文化行銷方案，對他有無限啟發。

「香港人很變態，早餐便吃午餐肉這鈉質、脂肪和卡路里都非常高的食物，但這家素食公司卻偏偏選這『邪惡食物』作為推廣的頭炮，推廣健康生活、動物平權、環境和宗教友善掛帥，年輕人會buy這種人道概念。」茹國烈解釋說。想起昔日意大利攝影師Oliviero Toscani也曾為八十年代紅極一時的Benetton創作一系列具話題的煽動廣告照，宣揚消除種族歧視、反戰等等理念，成功打破當時各地文化間冷漠的障礙，被喻為是離經叛道的時尚品牌。

茹國烈說，昔日的品牌以信念先行，主要圍繞中產市場，「新餐肉卻領着信念走入街市走入屋，是兵行險著的行徑，冀創造理念經濟。」他認為，如果不把一些生活文化提昇為經典文化的層面，它的影響力便難以傳播至另一個層次，歷史有很多例子。「古時一些文化只影響凡夫走卒，影響不到士大夫，便不能得到某些資源與關注，變成公共資源，現在亦然。」茹國烈說。

「所以一地如果只有活動，沒有好好看待和記錄回憶，這地的文化便沒有了一種重量，因為文化不是潮流。」這結論，擲地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