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时让我想起古罗马哲学家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一世纪首次用拉丁文 “cultura animi” 定义文化，翻译出来是「灵魂的培养」，有诗意的使命感。

既然文化是「人为产物」，一样米养百样人，各处乡村自然有各自的城市面貌与文化。「幻想城市就是，放入不同材料，经过时间發酵和蕴酿，就会烹炖成不同味道。」2019年退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一职后，茹国烈带着行李与一个问题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城市研究去。他有份奋力推进的西九文化区，扰攘逾廿年终于逐步落成，见天地、见众生。望着巍然华丽的建筑，茹国烈叩问：「一幢幢硬件建成后，城市是否就会更文化呢？」

茹国烈的同学，有巴西前市长、有国际银行的高层、美国费城的消防局长，他们读城市研究无非想了解人，与社会的关係。进修期间，他去了欧洲十四个完全未踏足过的城市，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结果推敲出一套衡量城市文化的指标BEAM，希望可以为文化订製一套相对客观的参考度量衡。他认为信念和价值观、日常生活、艺术和创造、记忆（Belief and Value, Everyday Life, Arts and Creation, Memories）的结合再加上空间，就形成了城市文化的系统，亦即是城市的性格和内涵。

是西洋菜陈肾煲猪骨？日本味噌汤？泰式冬荫功？西班牙Gazpacho冻汤？意大利蕃茄浓汤Pappa al Pomodora？城市文化的确如汤般多元多变，冷暖自选、甜酸苦辣纷陈，是一地水土所出、饮食生活习性的浓缩，知性、温柔、商业挂帅、知识为本，各自各精彩。在互联网的世代，各地文化更会互相影响，再沉淀发酵出新的味道和本色。 「以香港为例，韩流这『汤』滚了二十年，基督教『滚』了120年，衍生出香港风格的形式、教会生活等等，更会不断演变。」

去年疫情下茹国烈回港，由全职学生当上了文化传道人，透过网络及实体面会，接触不同人，开了廿多次「城市如何文化？」讲座，推广BEAM；未来还会透过互联网、大气电波或面对面，继续把概念优化并分享，令它落地开花。今年五月初，他便到了PMQ元创方，在这个历史建筑群与同工演绎了他的文化理念。

茹国烈解释说，PMQ所在的中西区BEAM指数，是全港三高之一。这一区的古迹、宗教场地、人口种族多元化、非遗类的节庆项目、画廊、教育场所的数目繁多，餐厅牌照登记亦高。「因为这区是一个十九世纪城市规划的产物，密集及mixed-use 的设计。」他认为保育重生的PMQ 氛围，有相得益彰的文化价值。

「当 Netflix 的人力资源部不是叫 HR 而是叫culture deck，你就明白文化在社会上变成了一种怎样的意识形态？」茹国烈认为，文化是一种群体的發酵，没有记录和回忆，就不能累积盛载重量，「越有重量的回忆，越能流传下去。」此时，茹国烈分享一次到瑞典民族学博物馆的经验，当他看到博物馆展示从社会收集得来百家不同时代所用的梳子，他被一下子感动。由黑髪到银丝，春去秋来天天梳拉，每把梳子都是故事。

文化改变一个城市的生活方式、经济模式甚至饮食习惯。茹国烈举例，指近年市场推出的素食「新餐肉」，便完全是一个由「信念先行」、改变人思维的创意文化行销方案，对他有无限启發。

「香港人很变态，早餐便吃午餐肉这钠质、脂肪和卡路里都非常高的食物，但这家素食公司却偏偏选这『邪恶食物』作为推广的头炮，推广健康生活、动物平权、环境和宗教友善挂帅，年轻人会buy这种人道概念。」茹国烈解释说。想起昔日意大利摄影师Oliviero Toscani也曾为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Benetton创作一系列具话题的煽动广告照，宣扬消除种族歧视、反战等等理念，成功打破当时各地文化间冷漠的障碍，被喻为是离经叛道的时尚品牌。

茹国烈说，昔日的品牌以信念先行，主要围绕中产市场，「新餐肉却领着信念走入街市走入屋，是兵行险着的行径，冀创造理念经济。」他认为，如果不把一些生活文化提昇为经典文化的层面，它的影响力便难以传播至另一个层次，历史有很多例子。「古时一些文化只影响凡夫走卒，影响不到士大夫，便不能得到某些资源与关注，变成公共资源，现在亦然。」茹国烈说。

「所以一地如果只有活动，没有好好看待和记录回忆，这地的文化便没有了一种重量，因为文化不是潮流。」这结论，掷地有声。